| 那是38年前的事了----- 伴随着几声锣鼓，我们六个知青来到桐庐东溪公社一个叫藏家的一个山村插队落户。 一进村,我们6个就被各自的房东一一领去。我跟一位姓濮的大伯来到他家。刚进门，“呼！”地从灶边窜出一条大狗，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它又“呼！”地从我胯下钻了过去。“咣！”，我手中装脸盆的网兜掉在了地上。回头一看，这条狗浑身漆黑，耳朵被人剁去一截，尾巴直直的像根“黑棍子”。 刚进门就因为它敲坏了我的新脸盆，真晦气。所以后来这条叫“阿黑”的狗在我“进驻”濮家之后没少对我献殷勤，但我却一直讨厌它。 那天收工后，我去蛤蟆山砍柴。心急火燎地砍好挑下山时，已是暮色苍茫。这时却发现柴刀忘在了山上。于是只得重新上山，好不容易在一片坟地里找到了它，但这时候四周已经黑得下不了山了。我左冲右突也找不到那条即便白天也不易发现的羊肠小路，几次下决心强行下山，却被荆棘藤蔓勾扯牵拉，寸步难行，身上已是血迹斑斑。正当我万般无奈之际，山谷里传来“阿黑”的叫声。我大喜过望，也连连喊它。很快，“阿黑”从夜色中冲了出来，我迎上前去将它抱了起来，任它那条“黑棍子”一下下地打在我的脸上…… 俗话说“滴水之恩涌泉相报”，那天阿黑咬着我的衣服将我引下山来的救命之恩，我当然不会忘怀。从此，阿黑成了我的好朋友，无论有什么好吃的，我都不会忘记它。上山下田，它也喜欢跟着我。有一次，我还将它带回杭州长长“见识”。 两年后的一个春节前，山里下起了大雪。村里的两个青年官生、土生说要去打野猪，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。 清晨，我们三人各扛一把火药枪，一脚深、一脚浅地向武宫山里走去。三条撵山狗有两条在前面引路，阿黑照例跟在我后头。 爬了两小时山，来到一个山岗岗的松林边。官生指着一棵大松树对我说：“你守在这儿，见野猪就打，有危险就上树。有我们两杆枪在前面，野猪是到不了你这儿的。你甚至不装子弹都可以。” 打野猪的经验是在它逃跑时必经的山岗上连续设伏，第一站没打上由第二站打，第二站不行还有第三站。 他俩走后，我砍了把松毛扫尽了树下的积雪，然后坐下来倾听满山松涛呼啸…… 大约过了半小时，远处传来土生的牛角号。身边的阿黑箭一般冲了出去，刹时间消失在雪原中。我把火药装上枪后，背靠松树注视着前方。只见雪山里，三条狗的身影左冲右突，时隐时现。我心里“砰砰”直跳，等待狗的叫声（狗撵出野猪后，会用叫声通知主人）。 突然，阿黑从我身后窜了出来，转眼之间又“呼哧！呼哧！”地朝另一个方向冲去。我这个方向看不到官生，却可以见到土生蹲在对面山坡的土堆后面悠哉悠哉地抽着烟…… 猛地听到阿黑的叫声，接着另外三条狗也叫了起来。只见土生丢掉烟后拿起了枪－－ 我的心仿佛要从嗓子里跳出来。 “咣！”闷闷地传来一声枪响，那是官生打的，因为土生没有动弹。 “咣！”土生所在的土堆上方升起一朵黑烟。 现在我知道这两个宝贝是在吹牛了，因为我仍清楚地听到野猪朝我奔来的脚步声，接着前方的茅草也开始激烈晃动起来。 说实在的，本来这是让官生领教我枪法的好机会，但这只不争气的手却像筛子上的黄豆那样抖了起来。 “别打了！快上树！”土生远远地在喊。听着那畜生粗粗的喘气声，我三十六计“爬”为上计，“铮”地一下上了树。 也许是摇落的积雪惊动了畜牲，它跌跌撞撞向我冲来，对着树干张口就咬。这下我看得十分清楚，细长的脑袋、充血的眼睛，两颗獠牙咬得树干“咔！咔！”直响。要命的是我把枪忘在了树下，现在是看得见打不着。 眼看树干被咬得越来越细。正当我绝望之际，右边飞来一道黑色的闪电－－阿黑从山岩上直接扑到野猪的身上，那百多斤重的畜牲猝不及防，被撞出老远。但它毕竟力大，翻身后对着又冲上来的阿黑用獠牙一挑，阿黑一下被掀到了空中。 热血上涌的我趁野猪尚未转过身来，猛地跳下树拿起枪，对准四五米外的它扣动了扳机。“轰！”的一声，它倒退了几步，然后像石板一样直直地倒了下去，溅起了一阵雪尘…… “阿黑！”我不顾尚在粗粗地喘着气的野猪，连滚带爬地向山坡下的阿黑扑去。 阿黑的肚子中央有个大洞，血正潺潺地往外流淌，身下的白雪被染红了一大片。阿黑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在全身的颤动中，那条“黑棍子”又摇了起来，一下、二下、三下……，但越摇越慢，越摇越慢，最后终于不动了。 “阿黑－－！”我的呼喊声在群山间久久地迥荡。 (该文曾发表于九十年代的杭州日报。不过如今的我再也不会杀生了。永远。) (2008-11-27)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