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尤智表居士生长在苏州外的一个市镇，名叫北桥，五岁时嫡母死，七岁时父亲死。我都亲眼看见他们临死的情景，虽都是善终，但死者与生者的悲苦之状，早深印在幼稚的脑海中。此后接连几年，我的两个嫂嫂也死了。家里接连的做佛事，念心经、往生咒，我也随着念经咒，并听到大人们谈人生无常的事，小心灵中自也不免有点慨叹。 十二岁进苏州第四高小读书，看见书店里有佛学丛报（这是我国第一种佛学刊物）出售，我觉得欢喜，买了回去看，就对于佛教有良好的印象，常和一个最亲昵的同学，互以“阿弥”“陀佛”相称呼。十五岁先考取了复旦大学，后考取了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中（前身为南洋公学，后身为交通大学）十七岁获得了全校国文大会赛第一名金牌奖。那时校长是唐文治夫子，他是当时提倡国学最力的一个校长，所以至今交大的同学大都以国文见长。十九岁升入大学部电机科，到二十三岁毕业。 那年暑假商务印书馆招考编译员，我考取了，就在馆中担任译百科全书中有关工程及科学的文字，每天写稿总在二千五百字左右。同时，我又被交通部派在吴淞无线电台当练习工程师。因为人多事少，只须每月领薪，所以不妨兼差。综计连写稿超额所得，每月收入达二百余元，超过了任何大学刚毕业的学生，但因为生活优裕，也就把出洋进修的事耽误了几年。 那时，我的叔父景溪同我一起住在闸北，他是秀才出身，年轻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。后来因受他舅父的影响，爱看佛经，终日手不释卷，尤精《楞严》教旨。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他常在京粤等地游宦，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听他讲佛学。住在闸北后，他就时时同我谈论佛理。我被先入的科学知识所障，总觉得佛教有些宗教色彩。后来几经开导，就在编译所的东方图书馆（此馆藏书之富，冠于全国，后毁于一二八战役）里借到了谢蒙所著的《佛学大纲》。此书有上下二编，上编讲佛教史，下编讲佛教理论。读了此书，已可窥见佛教概要，使我对佛教有初步的认识。家叔乃把《楞严经》介绍给我。我看了一个大概，就大大地惊奇，觉得佛经组织的严密，说理的透辟，远非一般的著作可比，无怪家叔这样爱看。我于是引起了看经的热情。好在东方图书馆里各种藏经都有，借阅极便，使我得到极好的研究机会；加以叔父的指导，自然进境也快了。 有一天，同事樊君来找我，约我同往太平寺皈依印光大师。印老极为慈悲，亲讲解三皈依的道理，并教我们怎样拜佛、念经，又讲了不少做人处世的道理。这时，我年二十五岁（一九二六年）。从此我就跟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事，学习早晚课诵，但并不怎样精进。那时太虚大师在觉园讲法相宗，为青年人特开一班。我去报了一个名，又买了好几本有关法相唯识的经书，专心听讲，从未间断，从此对于佛法有了更深的认识。 我在商务任职前后共六年，除了每天规定应译书一千五百字以外，回到家里再做些额外工作，因此先后在商务出版了下列几本书： 一、西洋科学史 二、科学丛谈 三、科学与人生 四、直流电机 五、交流电机 六、电机设计 此外尚有内燃机和大学物理学两种，可惜原稿交到商务后，在一二八之役全部烧毁，没有出版。 我虽然生活优裕，但总念念不忘出洋留学，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，无线电报务员的需要很大，因此我就开办了一所无线电速成学校，办了一年，赚了一万多元，就把这笔钱做出洋的学费。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读无线电的时候，有空就常到中文图书馆里阅读藏经，并不因美国物质上舒适的生活，而改变了学佛的思想，反而觉得科学的发展与佛教的宏扬，是并行不悖、相得益彰的事。 回国后，到杭州担任中央航空学校无线电教官，同时兼任浙江大学教授、浙大颇有几位教授信佛，记得有一次理学院程环西博士约我去，在教授们的座谈会上讲演过一次佛法。其后，曾招待过英国来华访问佛教的鲍乐登先生。可惜我不懂梵文，谈到佛法时，颇有隔阂处。某次，我住在杭州功德林，适圆瑛法师到杭，也住在这里。我在晚上拜访他，他把《楞严》要旨和《金刚经》中三谛三观的道理，很详细的告诉我，足足讲了三、四个钟头，使我颇有所悟，至今我还不忘记他老人家这一次的讲解。 一年后，因航校职务太忙，就把浙大教课辞掉，专心为航校设计各种电讯设备，如飞机与飞机，飞机与地面，地面与地面的无线电通讯，飞机场的照明灯、标志灯、边界灯，轰炸场的电动炮火，以及教室内的各种新式的电气设备。我那时已改就通讯所所长，于各种通讯业务之外，同时又训练了各种电气方面的人才。那时同事中可说一个信佛的都没有。我家里布置了一个精美的佛堂，只一个人看经念佛而已。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，我调任南昌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第四科科长，到差不久，就遭到敌机的大轰炸，从此开始过战时的流浪生活。一九三八年春我带了妻子离开南昌，往大后方的成都走，改任中央机械学校的高级教官。临走时，所有很精美的木器家俱和洋装书都留在南昌，没有带走，只有西方三圣金像及佛经则全部装箱带到成都。 到了成都以后，工作很闲，住屋又宽，因此，又在一小时内把佛像经书重新布置起来。不料敌机跟踪而至，在城内投了不少炸弹。结果我四周的房屋都被炸倒了，人也炸死不少，而我家里安然无恙，仅仅震破了不少玻璃窗和天花板。轰炸的那天，我和妻子避到城外，但屋里尚有一位同居的老太太，不愿意躲警报，同两个小孩、三个女仆，一起躲在佛堂的供桌底下，结果他们都没有受伤。 胜利后，应友人之请，在湖北省政府担任专门委员。刚巧太虚大师从重庆东下来汉，住佛教正信会，顺便把他赴印缅弘法的纪念品，在会里公开展览。我在街上闲步，看到一张招贴写着这个消息，遂即赶到正信会，参观展览会，并拜见二十年前受教的大师。蒙他垂爱留饭，因此，认识了苇舫法师和吕九成等诸居士。 苇舫师教我写些正信月刊的稿子，我答应了。回到家里，立刻重新布置佛堂、整理经书，仿佛游子回到慈母的怀抱，悲喜交感。恰好这时公事极少，一个人关起佛堂门来，拜佛、忏悔、看经，忽觉一腔心事涌上心头，好象有千言万语，急欲一吐为快的样子。因此，在恭敬礼拜后，就展纸挥毫，竟七日之力，写好了一篇文字，题为《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》。翌日，送呈苇舫法师，请他指正，看我的见解有无不合处。过几天碰到苇师，他竭力夸奖，说马上在月刊上登出。这是一九四六年五月间的事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