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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智表居士自述学佛的经历

2020-2-7 21:19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2266| 评论: 0

摘要:   尤智表居士生长在苏州外的一个市镇,名叫北桥,五岁时嫡母死,七岁时父亲死。我都亲眼看见他们临死的 ...

  尤智表居士生长在苏州外的一个市镇,名叫北桥,五岁时嫡母死,七岁时父亲死。我都亲眼看见他们临死的情景,虽都是善终,但死者与生者的悲苦之状,早深印在幼稚的脑海中。此后接连几年,我的两个嫂嫂也死了。家里接连的做佛事,念心经、往生咒,我也随着念经咒,并听到大人们谈人生无常的事,小心灵中自也不免有点慨叹。

  十二岁进苏州第四高小读书,看见书店里有佛学丛报(这是我国第一种佛学刊物)出售,我觉得欢喜,买了回去看,就对于佛教有良好的印象,常和一个最亲昵的同学,互以“阿弥”“陀佛”相称呼。十五岁先考取了复旦大学,后考取了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中(前身为南洋公学,后身为交通大学)十七岁获得了全校国文大会赛第一名金牌奖。那时校长是唐文治夫子,他是当时提倡国学最力的一个校长,所以至今交大的同学大都以国文见长。十九岁升入大学部电机科,到二十三岁毕业。

  那年暑假商务印书馆招考编译员,我考取了,就在馆中担任译百科全书中有关工程及科学的文字,每天写稿总在二千五百字左右。同时,我又被交通部派在吴淞无线电台当练习工程师。因为人多事少,只须每月领薪,所以不妨兼差。综计连写稿超额所得,每月收入达二百余元,超过了任何大学刚毕业的学生,但因为生活优裕,也就把出洋进修的事耽误了几年。

  那时,我的叔父景溪同我一起住在闸北,他是秀才出身,年轻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。后来因受他舅父的影响,爱看佛经,终日手不释卷,尤精《楞严》教旨。我在读书的时候,他常在京粤等地游宦,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听他讲佛学。住在闸北后,他就时时同我谈论佛理。我被先入的科学知识所障,总觉得佛教有些宗教色彩。后来几经开导,就在编译所的东方图书馆(此馆藏书之富,冠于全国,后毁于一二八战役)里借到了谢蒙所著的《佛学大纲》。此书有上下二编,上编讲佛教史,下编讲佛教理论。读了此书,已可窥见佛教概要,使我对佛教有初步的认识。家叔乃把《楞严经》介绍给我。我看了一个大概,就大大地惊奇,觉得佛经组织的严密,说理的透辟,远非一般的著作可比,无怪家叔这样爱看。我于是引起了看经的热情。好在东方图书馆里各种藏经都有,借阅极便,使我得到极好的研究机会;加以叔父的指导,自然进境也快了。

  有一天,同事樊君来找我,约我同往太平寺皈依印光大师。印老极为慈悲,亲讲解三皈依的道理,并教我们怎样拜佛、念经,又讲了不少做人处世的道理。这时,我年二十五岁(一九二六年)。从此我就跟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事,学习早晚课诵,但并不怎样精进。那时太虚大师在觉园讲法相宗,为青年人特开一班。我去报了一个名,又买了好几本有关法相唯识的经书,专心听讲,从未间断,从此对于佛法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  我在商务任职前后共六年,除了每天规定应译书一千五百字以外,回到家里再做些额外工作,因此先后在商务出版了下列几本书:

  一、西洋科学史

  二、科学丛谈

  三、科学与人生

  四、直流电机

  五、交流电机

  六、电机设计

  此外尚有内燃机和大学物理学两种,可惜原稿交到商务后,在一二八之役全部烧毁,没有出版。

  我虽然生活优裕,但总念念不忘出洋留学,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,无线电报务员的需要很大,因此我就开办了一所无线电速成学校,办了一年,赚了一万多元,就把这笔钱做出洋的学费。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读无线电的时候,有空就常到中文图书馆里阅读藏经,并不因美国物质上舒适的生活,而改变了学佛的思想,反而觉得科学的发展与佛教的宏扬,是并行不悖、相得益彰的事。

  回国后,到杭州担任中央航空学校无线电教官,同时兼任浙江大学教授、浙大颇有几位教授信佛,记得有一次理学院程环西博士约我去,在教授们的座谈会上讲演过一次佛法。其后,曾招待过英国来华访问佛教的鲍乐登先生。可惜我不懂梵文,谈到佛法时,颇有隔阂处。某次,我住在杭州功德林,适圆瑛法师到杭,也住在这里。我在晚上拜访他,他把《楞严》要旨和《金刚经》中三谛三观的道理,很详细的告诉我,足足讲了三、四个钟头,使我颇有所悟,至今我还不忘记他老人家这一次的讲解。

  一年后,因航校职务太忙,就把浙大教课辞掉,专心为航校设计各种电讯设备,如飞机与飞机,飞机与地面,地面与地面的无线电通讯,飞机场的照明灯、标志灯、边界灯,轰炸场的电动炮火,以及教室内的各种新式的电气设备。我那时已改就通讯所所长,于各种通讯业务之外,同时又训练了各种电气方面的人才。那时同事中可说一个信佛的都没有。我家里布置了一个精美的佛堂,只一个人看经念佛而已。

 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,我调任南昌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第四科科长,到差不久,就遭到敌机的大轰炸,从此开始过战时的流浪生活。一九三八年春我带了妻子离开南昌,往大后方的成都走,改任中央机械学校的高级教官。临走时,所有很精美的木器家俱和洋装书都留在南昌,没有带走,只有西方三圣金像及佛经则全部装箱带到成都。

  到了成都以后,工作很闲,住屋又宽,因此,又在一小时内把佛像经书重新布置起来。不料敌机跟踪而至,在城内投了不少炸弹。结果我四周的房屋都被炸倒了,人也炸死不少,而我家里安然无恙,仅仅震破了不少玻璃窗和天花板。轰炸的那天,我和妻子避到城外,但屋里尚有一位同居的老太太,不愿意躲警报,同两个小孩、三个女仆,一起躲在佛堂的供桌底下,结果他们都没有受伤。

  胜利后,应友人之请,在湖北省政府担任专门委员。刚巧太虚大师从重庆东下来汉,住佛教正信会,顺便把他赴印缅弘法的纪念品,在会里公开展览。我在街上闲步,看到一张招贴写着这个消息,遂即赶到正信会,参观展览会,并拜见二十年前受教的大师。蒙他垂爱留饭,因此,认识了苇舫法师和吕九成等诸居士。

  苇舫师教我写些正信月刊的稿子,我答应了。回到家里,立刻重新布置佛堂、整理经书,仿佛游子回到慈母的怀抱,悲喜交感。恰好这时公事极少,一个人关起佛堂门来,拜佛、忏悔、看经,忽觉一腔心事涌上心头,好象有千言万语,急欲一吐为快的样子。因此,在恭敬礼拜后,就展纸挥毫,竟七日之力,写好了一篇文字,题为《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》。翌日,送呈苇舫法师,请他指正,看我的见解有无不合处。过几天碰到苇师,他竭力夸奖,说马上在月刊上登出。这是一九四六年五月间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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